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河南扮演著主根、主脈的重要角色，做出了巨大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

河南是中華文明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

河南各地重要考古發(fā)現不勝枚舉，從舊石器時代的欒川孫家洞遺址、滎陽織機洞遺址、鄭州老奶奶廟遺址到新石器時代的新鄭裴李崗遺址、三門峽廟底溝遺址、鞏義雙槐樹遺址乃至夏商周三代的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都邑遺址。河南的這一系列重大考古發(fā)現實證了不斷裂的中華文明史，承載著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2002年春，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簡稱“探源工程”）立項。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學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

2002－2003為預研究期，地域范圍則放在華夏集團的中心區(qū)——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時間范圍定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大體相當于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期。預研究共設置了9個課題，包括年代測定、古環(huán)境研究、文字與刻符研究、上古天象與歷法研究和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等課題。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新密古城寨遺址、新密新砦遺址等4處。其中有3項在河南，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亮點。

2004－2005為第一期，設置了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qū)相關考古學文化分期譜系的精確測年、自然環(huán)境研究、聚落形態(tài)所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經濟和技術發(fā)展狀況研究、文明形態(tài)研究等5個課題。對河南靈寶西坡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河南新密新砦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以及河南鄭州大師姑遺址等中原地區(qū)6座規(guī)模大、等級高的中心性城邑實施重點研究，其中位于河南的就有5處。

2005－2008為第二期，將研究的空間范圍擴展至整個長江、黃河和西遼河流域，時間范圍擴展至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時間上起自仰韶文化，終至夏末商初。深化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間中心聚落，如靈寶鑄鼎原（西坡）、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偃師二里頭等聚落形態(tài)的研究，通過對這些中心聚落的大型建筑、貴族墓地的布局及其變化的考察，探索中心聚落內部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除上述遺址外，也對鄭州西山遺址、鞏義花地嘴遺址等進行了研究。

2010－2012為第三期。重點從圍繞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的多學科研究，擴展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現代科技應用與支撐研究、文物保護與展示關鍵技術研究等方面。探源工程（三）課題設置有所調整，包括年代學和環(huán)境課題、區(qū)域聚落與居民研究課題、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fā)展的整體研究課題。還包括生業(yè)、經濟與技術研究課題，以及冶金考古、植物考古、石器研究等子課題。與河南相關的遺址考古大體同上期。

2013年—2015年：探源工程第四期。時空范圍進一步擴展至整個黃河、長江、西遼河流域和邊疆地區(qū)。涉及河南的項目有：靈寶西坡遺址綜合研究、以鄧州八里崗遺址為中心的白河流域史前聚落研究、禹州瓦店與登封王城崗遺址綜合研究、以新密新砦遺址為中心的聚落考古研究等4項。

2020年以來：探源工程第五期。探源工程（五）項目進行了整體上的結構調整，研究的重點轉到區(qū)域文明化進程方面。設置了北方長城地帶、中原和海岱地區(qū)、長江流域等3個中國早期文明起源關鍵區(qū)域的綜合研究課題。與河南考古相關的有鞏義雙槐樹遺址、新密新砦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

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這個大型系統(tǒng)工程中先成為該項目的中堅力量。

打破了國際遺傳學界一直宣稱的“夏娃理論”

通過對河南滎陽織機洞遺址、鄭州老奶奶廟遺址等多個距今6萬到3萬年的遺址開展考古發(fā)掘，獲得了豐富的人類活動遺跡和遺物，彌補了中國較為缺乏該時期遺址發(fā)掘成果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打破了國際遺傳學界一直宣稱的“夏娃理論”。

新密李家溝遺址代表的李家溝文化，是目前發(fā)現的黃河中游地區(qū)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年代大約距今10000到9000年之間。表明距今10000年的河南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初步定居的情況。

距今約9000到7000年，即中原地區(qū)的裴李崗文化時期，農業(yè)發(fā)展，人口增加，已經開始種植水稻，飼養(yǎng)家豬，制作陶器、石器和骨器。氏族內部出現掌握刻畫文字和骨笛制作技能的人，如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鶴類尺骨做的骨笛，反映了中國古代先民極高的藝術水準。墓葬中出土的部分龜甲底部刻有與商代甲骨文相似的符號，為研究甲骨文的起源提供了珍貴資料，但該時期尚未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新鄭唐戶遺址發(fā)現達30萬平方米的聚落，之前發(fā)現的一般只是10萬平方米那么大。這里已經發(fā)現的房址有65座，聚落內還發(fā)現了排水系統(tǒng)等。當然這65座房址的年代有早有晚，不一定都是在同時期建造的。無論如何，該時期聚落面積的擴大，表明中原地區(qū)新石器時代從農業(yè)開始出現到裴李崗文化時期有了一個初步的發(fā)展。

早期國家出現 進入區(qū)域文明社會的代表地

距今約7000年，仰韶文化在黃河中游一帶形成以山西翼城棗園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初期和以西安半坡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期，大致范圍在豫陜晉相鄰地區(qū)。中原地區(qū)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經歷了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過程。距今6000年左右開始，三門峽廟底溝遺址代表的黃河中游地區(qū)廟底溝文化向周圍地區(qū)擴散，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響力南達長江中游，北抵河套，東到黃河下游，西至黃河上游地區(qū)，第一次出現了以中原地區(qū)為中心的一個文化圈，可稱之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雛形。恰在這一時期，在中原地區(qū)的河南靈寶鑄鼎原一帶，出現了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的現象。這一現象發(fā)生的時間和地域，與古史傳說中黃帝炎帝集團的興起和活動范圍恰相吻合，當非偶然。

距今約5800到5400年，以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群為代表，中原地區(qū)出現明顯社會分化。鑄鼎原遺址群發(fā)現了數個面積達百萬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中小型聚落，反映當時人口出現顯著增長并集中的現象。遺址群中有數個面積在數十萬平方米的大型遺址，周圍有寬達10米的圍溝環(huán)繞。遺址中心部位有大型建筑址，應是首領居住和舉行儀式的場所。壕溝外側發(fā)現有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根據規(guī)模和隨葬器物來看，墓主人可能是軍事首領。10余件隨葬陶器為低溫燒制，顯然不是實用器，而是專用于陪葬的明器，這是全國范圍內迄今所見年代較早的明器。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墓葬的規(guī)模雖凌駕于其他墓葬之上，但隨葬品并不豐富，這與同時期長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隨葬品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我們認為，中原地區(qū)在文明起源過程中，是以首領居址規(guī)模和墓葬規(guī)模彰顯地位，并非以占有和隨葬大量財富來顯示尊貴。還有一種可能是，當時中原地區(qū)的社會分化還處于初級階段，統(tǒng)治階層尚未占有大量社會財富。

距今約5500到5000年期間，豫西地區(qū)的鑄鼎原遺址群衰落，在河南中部的鄭州地區(qū)出現了雙槐樹、青臺、汪溝等數個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現象，暗示這一時期中原地區(qū)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轉移至河南中部。近年發(fā)現的鞏義雙槐樹遺址是該時期河南中部規(guī)模最大、等級最高的聚落，應是當時中原地區(qū)的政治中心。雙槐樹遺址內側壕溝深4.5—6米，寬6—8米；中間壕溝深9.5米，寬23米；外側壕溝寬17.2米，深9.8米；三重環(huán)壕，防御色彩十分濃厚，最內側發(fā)現成組的大型建筑，其布局呈現中軸線理念的端倪，這與鑄鼎原西坡遺址4座大型建筑基址圍繞廣場分布的格局迥然有別。高等級建筑群位于正中，幾座建筑沿同一方向分布，貫穿中軸線，前后遞進。最前面的兩座大型建筑基址以中軸線為中心，東西并排，已經初步顯現出中國古代都城宮室布局特點，有學者認為是后代宮室制度的濫觴。雙槐樹遺址發(fā)現的公共墓地，墓主人頭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幾處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當時的社會仍然以血緣關系為紐帶。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座規(guī)模較大的墓葬中隨葬品并不豐富，只有少量裝飾品。這與鑄鼎原遺址群的情況如出一轍，也許仍然延續(xù)著以居址和墓葬規(guī)模彰顯身份的傳統(tǒng)。在遺址內發(fā)現的形狀似蠶一樣的野獸頭骨，該形狀很像蠶要吐絲時的狀態(tài)，表明當時中原地區(qū)的人們除了從事農業(yè)之外，可能還養(yǎng)蠶繅絲。雙槐樹遺址反映的情況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區(qū)的社會分化更加明顯。

在距今約5000年，社會分化加劇，形成了集軍事權力與祭祀權力于一身的王者及其地位顯赫的家族，出現了早期國家，進入區(qū)域文明社會。中原地區(qū)文明化進程進入加速發(fā)展的時期，社會分化加劇，帶有防御性的城址開始出現。在鄭州地區(qū)發(fā)現了黃河流域中原地區(qū)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西山城址平面近圓形，上百萬平方米，城外有壕溝環(huán)繞，形成了三重防御體系，年代約距今5300到4800年。西山古城正處在傳統(tǒng)的圓形環(huán)壕聚落向城墻環(huán)繞的方形城址的過渡階段，且具有明顯的軍事防御色彩和濃厚的殺嬰祭祀信仰。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逐漸形成

超大型聚落的進一步發(fā)展就是早期國家，與此同時，核心聚落便演化成國家的政治中心——都邑。根據“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早期國家的誕生就意味著踏入了文明大門。經過多方面發(fā)掘研究，我們認為，距今5000到4000年，各地區(qū)進入文明社會，周圍地區(qū)先進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qū)匯聚，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逐漸形成。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演進機制和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約4000年），中原各地陸續(xù)進入龍山時代晚期，人口普遍增長，聚落規(guī)模擴大，發(fā)現若干新的區(qū)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崗遺址、禹州瓦店遺址、新密古城寨遺址、郾城郝家臺遺址、淮陽平糧臺遺址等，出現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與此同時各區(qū)域間的文化交流和人群遷徙更加頻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斷匯聚，社會發(fā)展持續(xù)積蓄力量。距今約3800年前后，偃師二里頭遺址已基本可以確定為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遺址。從這一時期以及更早之前的一些時候，中原地區(qū)已經確切地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tài)，并向四方輻輳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這一時期的關鍵遺址包括登封王城崗遺址、禹州瓦店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鄭州大師姑遺址、淮陽時莊遺址等。其中的登封王城崗遺址被部分學者推斷為“禹都陽城”，禹州瓦店遺址作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為主的大型都邑遺址，文獻記載“啟居陽翟”“夏啟有鈞臺之享”的地望在禹州，瓦店遺址可能與此有關。

二里頭遺址是同時期全國范圍內規(guī)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在二里頭遺址中部，發(fā)現了面積達10萬平方米的宮城，城內發(fā)現多座體現中軸線理念、呈左右對稱布局的宮殿。在宮城以南，發(fā)現了生產銅器和綠松石器等高等級產品的手工業(yè)作坊區(qū)，說明這一時期的王權已經完全控制了高等級手工業(yè)制品的原料、生產、分配，為禮樂制度提供了物質基礎。二里頭文化是中原地區(qū)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期。

河南史前考古學文化與考古工作的雙重貢獻

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河南地區(qū)大量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與河南的考古工作者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揭示出中華文明這種“多元一體”的歷史過程，增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在上述一系列重大考古發(fā)現的基礎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對各個區(qū)域的文明化進程、環(huán)境背景、生業(yè)形態(tài)、社會分化、相互交流、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最終沖破西方“文明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據中國的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的特點，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即：生產發(fā)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以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按照這一標準，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會發(fā)展較快的地區(qū)相繼出現了早期國家，跨入了文明階段；提出了在距今5500年前，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上層之間，形成密切交流，形成了對龍的崇拜、以玉為貴的理念，以某幾類珍貴物品彰顯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制。

除積極開展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工作，河南還積極投身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科技成果轉化的工作中。廟底溝考古遺址公園、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大河村遺址博物館、賈湖遺址博物館等一批集大遺址保護、展示與利用為一體的考古遺址公園或遺址博物館已經建成開放，黃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黃河國家博物館等展示城市形象的特色文化地標也即將和社會公眾見面，這一系列“文化圣地”，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宣傳的重要平臺和教育及文化旅游的主要基地，更是展示河南燦爛文化、輝煌歷史的“金色名片”，展現了河南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中爭做開拓者，勇當領頭雁的責任擔當。

一部河南史，半部華夏史，河南的考古發(fā)現與研究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順利實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與學術支撐，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fā)展歷程的主根主脈；河南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堅力量，圍繞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三個階段的考古學文化，逐步建立起各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明晰了各考古學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的文化定位。并以此為基礎，擔負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任務，持續(xù)深化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為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提出了河南方案、貢獻了河南力量！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馬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