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水而居是生物的本能，人類也不例外，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羅河三角洲都曾是文明輝煌之地，對于華夏民族而言，黃河就是孕育中華文明的母親河。古人與黃河的互動古已有，黃河安寧則萬物生長，黃河泛濫則民生凋敝，為了強化其利萬物特點，消減其帶來的災難，加強黃河的治理工作是不同時期，不同朝代的共同國策，畢竟黃河興，則百姓安。

時至今日，在河南省鄭州市的金水路的黃河水利委員會作為水利部派出的流域管理機構，代表水利部在黃河流域和新疆、青海、甘肅、內(nèi)蒙古內(nèi)陸河區(qū)域內(nèi)（以下簡稱流域內(nèi)）依法行使水行政管理職責，承擔黃河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事機構職責。

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圖一）(網(wǎng)絡)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但是，國人對于黃河的清晰的認知也才是近百年的事情。關于黃河的最早記載源于《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黃河兩岸史跡眾多，這些遺存因黃河興衰，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鄭州的西山古城、滎陽故城，前者是目前所知黃河流域最早的史前城址。后者更是眾所周知的古城名都，早在戰(zhàn)國之時，便因魏國開鴻溝興漕運而富甲一方，楚漢戰(zhàn)爭時，更是作為軍事重鎮(zhèn)被多次寫入《史記》之中。上述的這類文化遺址、城址古跡理應遍布黃河兩岸，但是加上黃河多次泛濫和改道，加之泥沙沉積較厚，許多古代城市都被湮沒在了黃沙之下，還沒有被后人發(fā)現(xiàn)。開封城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經(jīng)過多次的沖刷，沉淀，形成了城摞城的奇觀（圖二）。

圖二、開封城摞城(網(wǎng)絡)

考古學的興起，為我們探索這些被湮沒的歷史提供了科學的手段，上述的兩座城址就是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被發(fā)現(xiàn)、被證實。而發(fā)現(xiàn)并未止步，隨著考古工作與黃河文化探索的進一步開展，黃河兩岸沉睡著的文明遺存會漸漸現(xiàn)出真容，徐徐向我們講述往日舊事。

2017年以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為了配合該地區(qū)的基本建設，對黃河南岸、賈魯河北岸的的固城村周邊區(qū)域的科考工作中，發(fā)現(xiàn)了一處歷史遺存，遺跡豐富，堆積深厚。地層堆積分為明清、唐宋、漢代、戰(zhàn)國、商代多個時期，豐富的遺跡現(xiàn)象表明：這一區(qū)域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人煙繁盛、商業(yè)興旺、技術發(fā)達、交通便利。同在在蘇屯與固城村下面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古代城址。

圖三、地層堆積與城墻

城址，呈南北向分布，南北寬1000米左右，東西寬700米左右，城址面積可達70萬平方米。城墻在夯筑時歷經(jīng)三個時代，分為三次四段夯筑而成。一期城墻位于最東側，二期城墻依托于一期城墻，并利用一期城墻的壕溝作為基槽分兩次夯筑二期城墻。三期城墻利用二期城墻壕溝做基槽夯筑城墻墻體。根據(jù)城內(nèi)堆積，初步確定城墻為不同時期所筑。其中一期城墻修筑時間應為東周；二期城墻是在最早城墻的基礎上擴建，規(guī)模最大，時代應為漢代；三期城墻時代應為唐宋。城墻的解剖結果與文化層的堆積時代極為契合，且相互照應。考古學家勾勒出這座城大體的歷史發(fā)展脈絡——始筑于東周，盛于漢代，終于唐代。（圖三）

圖四、故市城歷史文獻記載

根據(jù)文獻可知，城址發(fā)現(xiàn)地固城村，位于鄭州西北部12公里，黃河南岸5公里處的賈魯河北岸，是隸屬于鄭州市惠濟區(qū)新城街道的一個自然村。根據(jù)史料研究可知，固城村地名可追溯至秦漢時期，固城村（中華人民共和國）→固城（民國）→固城砦（清代）→固市（明代）→故市城（唐宋）→故市縣（北魏）→故市縣（西漢）→故市侯國（西漢早期）。同時，在固城村下發(fā)現(xiàn)的這個古代城址，也證實了故市侯國的真實可性（圖四）。這種史料與出土實物相結合的方法，就是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主要用于古代歷史的研究。

圖五、故市侯國《史記》

《史記》有載，“故市侯，以執(zhí)盾初起，入漢，為河上守，遷為假相，擊項羽，侯，千戶，功比平定侯?！边@段文獻對于故市城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關于故市城目前所知最早的記錄（圖五）。根據(jù)文獻可知，秦末，楚漢相爭，閻澤赤作為劉邦陣營的得力干將，從士卒做起，為劉邦立下了汗馬功勞，后來由于功績卓著，作為河上守，治理黃河河道，最高曾做過代理丞相，后來，這位西漢的開國元勛被封為故市侯，是故市城的城主。

河上守，這一職務在歷史上存續(xù)時間較短。劉邦載回攻三秦時，設河上郡，專管河上要塞的整修及管理，雖然這個職務有軍事功能，但是也是黃河首個管理單位，主要負責黃河的河務管理、物資轉運、河上要塞的修繕、防御設施的修建。這一機構是關中對外的樞紐地帶，河上要塞也是關中對外的一個后勤轉運點。這個機構載楚漢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確保了劉邦王朝的防御和軍事補給，助力了劉邦的發(fā)展壯大，閻澤赤作為這個機構的長官功不可沒，作用巨大。因此，劉邦也積極啟用閻澤赤這個基層出身的人員，讓他出任代理丞相，隨軍征戰(zhàn)項羽，以協(xié)助政務。漢王朝建立后，閻澤赤因為作為“黃河管委會主任”，功勞巨大，遂被封侯，在黃河南岸7.6公里處建立故市侯國，以彰其功能。

當然，這個故市侯國在歷史的發(fā)展中，也并沒有逃脫歷史的厄運。在《史記》中“六年四月癸未，侯閻澤赤元年”、“九年，夷侯毋害元年”、“后四年，戴侯續(xù)元年”、“孝景五年，侯谷嗣”，“元鼎五年，侯谷坐酎金國除”。通過這些文獻中，我們得知，閻澤赤在任故市侯之后三年便辭世而去，他的兒子夷侯閻毋害接替了城主爵位。在呂后執(zhí)政期間的呂后四年（公元前184年），閻澤赤之孫戴侯閻續(xù)繼承了城主侯位。孝景五年，其玄孫閻谷繼承侯位，至武帝時期，由于酎金案，失去了爵位，封國也被除去。從公元前201年故市侯國立國，直至公元前112年侯國被廢除，在這近百年的歷史中，故市侯國從立國到失國，經(jīng)歷4任侯主。

從上述的變遷可知，故市候國設立與廢除，不僅出于軍事和經(jīng)濟的需要，也緊緊跟隨著黃河變遷這一中原文化榮衰的主旋律，地名與行政機構的存廢和等級變化是地區(qū)軍事與經(jīng)濟地位改變的重要晴雨表，結合考古出土文物，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黃河在本地區(qū)歷史中讓人難以忽視的存在感。黃河兩岸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如同兩串明珠，迤邐東西，華貴而不刺眼，固城就是其中的一顆。沿黃地區(qū)的遺存與黃河的興衰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滎陽故城曾在東周時期，因魏國開鴻溝引淮入河而富甲一方，故市候國的設立，也是因為黃河。閆澤赤封侯除了他對抗項羽時的功績，也是對他作為河上守和代理丞相工作的肯定。河上守這一職務為漢初所立，主要負責黃河的管理與物資的轉運。在東周至秦漢之際，黃河都是天險和重要的物資轉運通道，以河上守有針對性地進行管理調(diào)控，是王朝對于黃河河南段地理位置重視的表現(xiàn)。隋唐兩代，由于大運河的修筑，作為通濟渠的重要組成部分，黃河河運也極大地促進了經(jīng)濟發(fā)展和沿黃地區(qū)的文化交流，黃河兩岸的河運碼頭與水利設施星羅棋布。近年來新發(fā)現(xiàn)的商丘南關漕運碼頭遺址和鄭州惠濟橋遺址，都足以證明河南地區(qū)在黃河文化變遷中的重要地位。隋唐以降，黃河水患俞加嚴重，對黃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區(qū)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考古遺址方面，著名的開封古城就是典型的寫照，由于多次水患破壞，人們又屢次在舊城原址上修建新城，于是便形成了摞摞城的考古奇觀。這一特征雖然表達了中原人民對家園的熱愛、重建被損毀的城市仍不忍棄她而去，但面對無力回天的生態(tài)惡化和經(jīng)濟衰退，黃河沿岸城市群的衰落已是大勢所趨，也是河、地、人復雜關系的考古學證據(jù)。宋元之后，黃河水患加劇，黃河治理基本成為后代王朝的必修課，加上經(jīng)濟中心的南遷，黃河兩岸昔日的喧鬧與繁茂都歸于沉寂。

參考文獻：《黃河變遷與古城興廢——漢代故市侯國興衰史話》《尋根》2023年2 期